第十四章 运筹帷幄

　　世人称颂管仲是贤臣，但孔子小看他。

　　司马迁说：难道是因为周朝衰微，管仲不勉励齐桓公为天子效力，而只图称霸天下吗？

　　实际上，孔子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倾向，在许多人心里，姬周的王业才是正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管仲才让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自从管仲拜相以来，齐桓公几乎每天都要与他交谈，或者把自己的想法记在书简上，派人送到相府。针对齐国今后的改革发展，君臣二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有一天，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方略。管仲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民。人常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有所行，下有所效’。所以，国君首先要做到两点，一要抓住四季农时，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充足的粮食和财货；二要取信于民，做到‘言必行，信必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谈及治国大计。”

　　桓公笑着说：“这有何难？即使十条百条，我也一定能做得到。请相父明示。”

　　管仲说：“治民之术，有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及六亲五法之分。关于国颂，我刚才已经提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还在于整饬四维。四维，即礼、义、廉、耻。有礼才能有节，有义才能有信，有廉才能有德，有耻才能有所忌讳。国家有了四维，君主的地位就会安稳，百姓的行为就会规范，正义就能得到伸张，jiān诈邪僻之事就会遭人唾弃；所谓四顺，就是要求政令顺应民心。民众所希望的，就满足；民众所反对的，就禁止；民众所厌恶的，如忧劳、贫贱、危难和断绝后祠，君主就制定法令，使他们欢乐、富贵、安定、繁衍生息。顺应民众的愿望，民众就会为国家承受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相反，实行民众厌恶的政策法令，亲近的人也会叛离。所以说：‘给予民即是取于民。’这是施政的法宝。”

　　桓公说：“那么‘十一经’和‘六亲五法’呢？”

　　管仲说：“所谓‘十一经’：一是要把权力交给贤能的人；二是要致力于五谷生产；三是要重视桑麻种植和六畜饲养；四是要政令要来自源头，顺乎民意；五是要善于发挥民众之长；六是要刑罚适度，诉讼清明；七是要有功必赏，诚信为先；八是要量民力行事，不得过度劳役民众；九是要体恤百姓，不勉为其难；十是要从长计议，不求一时苟且；十一是要取民以信，不欺诈百姓。做到这十一经，国家就会安稳，政令顺昌，粮食桑麻充足，六畜兴旺，百姓远离邪僻，乐于上进，没有抱怨。

　　“所谓‘六亲五法’，就是说，家有家规，乡有乡约，国有国法。如果用治家的办法来治乡，或者用治乡的办法来治国，都不可能治好。同样道理，用治国的办法来治天下，也注定要失败。所以，想要成就霸业，就得用包容天下的胸怀来治理天下。不能因为不同姓氏，或者不同乡里，就不听他的意见，不采纳他的建议。也不能因为不同国家，就不听他的谏言。要像大地和天宇一样，没有私情，没有偏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普照大地万物。这才是大国君主应有的气度！”

　　齐桓公连连点头，心悦诚服地说：“相父讲得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修养的品德啊！您的每句话我都会铭记在心。作为一国之君，万民仰望，我将如何驾驭他们呢？”

　　管仲说：“统驭万民，在于君主重视什么，提倡什么，爱好什么，厌恶什么。所以君主要善于将民众的追求和爱好，转化成自己的追求和爱好。将民众所厌恶的，转化成自己的厌恶。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才是圣明的君主。同时，人才和财富是治国安民的资本。天下不忧虑没有良臣，忧虑的是没有人任用他们；天下不忧虑没有财货，忧虑的是没有人合理地分配它。因此，一定要选拔良臣贤士，把他们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这样一来，您想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开始了。”

　　齐桓公说：“相父所言，令我茅塞顿开。以前许多一知半解的道理，经过相父一番开导，终于融会贯通。我的理解是：只有国库充实，国力强盛，百姓才能懂得文明礼貌；丰衣足食，社会安定，百姓才会听从国家的命令，讲道理，知荣辱；朝廷发布命令，如同水之有源，要政令统一，顺应民心。凡是符合下情的法令，就容易推行。百姓需要的，就给予满足；百姓不能接受的，就立即废止。上层社会的官员、士人也不例外。如果大家都能遵守国家法度，上下左右就会团结一致，形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力量。相反，国家贫穷，就会遭遇敌国的围困。城防不坚，就会遭遇敌军攻击。百姓得不到温饱，礼义得不到张扬，国家就会衰亡，更谈不上成就霸业了。”

　　管仲高兴地说：“您能这样理解，我深为欣慰。关于富民强兵的整体方案，我正在琢磨，不ri即可呈请主上审视。”

　　过了几天，齐桓公又来到相府，管仲笑着说：“我这里没有灵丹妙药啊！”于是，拉开身后的帷帐，指着地上堆放的几十卷竹简说：“要做的事情全都记在上边了，我正要派人给您送去。”

　　齐桓公兴奋地从座席上跳了起来，欢跃得像个孩子，喊道：“原来相父比我还着急呀！”他爱惜地抚摸着竹简说，“请您先提纲挈领的讲一讲吧！”显出不可耐地样子。

　　管仲解释说：“总括起来，在经济方面有三件大事要做：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农耕生产，实行土地和赋税改革，把井田直接划分给农夫耕种，以保证百姓和国家都有足够的收益；第二，发展百工，设立专门机构，加强管理，推进铜、铁、纺织生产，繁荣百业；第三，设立市场，发展贸易，加强对物品和价格的调控与管理，大力推进商品流通，向诸侯国开拓市场，以争取更多的财富。

　　桓公说：“那军队和政令方面呢？”

　　管仲说：“军政方面的改革，我想修改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至少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推行‘分民定居’之法。让士、农、工、商分区而居，将国都与乡野之民分而治之。设立‘三官’、‘五正’进行管理；二是推行‘军政合一’之法。建立新的兵役制度，将全国百姓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平时生产，战时参战，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这就是我的一些主要想法，还请主上决断。”

　　齐桓公拍手称赞说：“相父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一应改革之举，可谓大刀阔斧！我十分赞成。不过，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大事，容我拜读了这些书简，一同再议。”

　　在接下来的ri子里，齐桓公与管仲的切磋，进入了实质xing阶段。管仲侃侃而谈，齐桓公不时发问，提出自己的疑点和主张。争辩和强词夺理在所难免，但每次争论的结果，总是齐桓公退让一步。管仲的智慧与齐桓公的雄才大略，最终达到了最佳的契合，一个庞大地改革计划逐渐酝酿成熟。这个计划的名称相当时髦：

　　——富国强民诏。

　　齐桓公元年（前685年）深秋时节，管仲第一次以国相的身份主持朝会，向文武大臣宣读了改革方案的要点。

　　随着政令的颁布，齐国的改革便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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