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票号掌柜的烦心事

　　湖北，汉口。日升昌票号汉口分号的掌柜程元忠近来很烦心。

　　日升昌，自第一任大掌柜雷履泰说服东家投资白银30万两，把如日中天、获利丰厚的颜料庄改为第一家票号后，至今将近70年了，期间经历了鸦－片战争、长毛之乱等重大事件。升昌也在这近70年的光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开了几十家的分号，每年汇兑的白银过千万两。

　　去年，长江以南各省突然的就起了兵戈，一夜之间南方各省尽墨短毛之手。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程元忠现在都还是心惊胆战。三十多年前，“吾以天下富室为库”的太平长毛之乱波及了半个中国。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晋商的智慧才干显得无比的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在战火中成为了最先被攻击、掠夺的对象，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被交战双方撕扯得七零八落，同时让整个晋商集团受到沉重打击，损失惨重。

　　现在南方兵戈再起，而且比当年的长毛还要来得突然。如此一来，作为山西票号中的代表，同时也是最大的票号的日升昌，这次的损失恐怕比当年的还要惨重。

　　不过幸好，程元忠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南方的短毛们并没有像长毛那样掠夺富户商家，日升昌躲过了一劫。可惜的是，更大的危机才刚刚到来。

　　农历正月廿六，惊蛰。这一天，由南方短毛官府开办的南方储备银行、南方工商银行同时开业，而且是一开业就在各省各府（市）开设了分行。工行一开业就显示出了其不同于现下票号、钱庄的经营风格：一元开户，随存随取；业务上虽然收进银锭、碎银，但兑出的基本全是银元；使用存折，可以无障碍的异地存取；同时还开展了自己的汇兑业务——其实是定额支票，这是为以后的纸币做准备的。

　　虽然这些都让人耳目一新，即使是日升昌的大掌柜也对此很是赞赏，但这些对山西票号来说还影响不到其根本。因为山西票号虽然也进行存贷款业务，但汇兑才是票号的根本。而且经营票号的也不仅仅只有山西人，南方各地也有不少非山西人开设的票号，山西票号根本就不在乎竞争对手是多一家还是少一家。

　　直接开展业务的工行威胁不大，但没有具体业务，而是作为所有金融机构管理者的南储银对山西票号的威胁却比工行的要大得多。

　　首先，南储银背靠着南方政府，其下达的行政令等同于南方政府的。而南储银成立后的第一份行政令则是：自今年，光绪十七年腊月初二（1892年1月1日）起，银锭、碎银等将被禁止在南方政府辖区内流通，改为使用南储银发行的银元、银角、铜角——这对日升昌来说虽然麻烦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现在都已经有些顾主拿着南储银发行的银元来存柜了。

　　其次，南方政府成立以后，南方各省的官银就没有再通过山西票号汇兑了，日升昌也同样的失去了汇兑官府银两这一项业务。

　　什么是汇兑官府银两？清廷先是经历太平天国，后又是捻军，连续十几二十几年南北交通难靖，而南方各省的官银即使是派军队押运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甚至是根本就运不上去，但是又不能不解押官银到北京，那怎么办呢？广东首开先例，通过山西票号汇兑。简单的说就是广东将要解押的官银存进山西票号在广东的分号，广东分号开出汇票，官府拿着汇票到北京，再从北京的分号提出等额银子——这就是票号的主要业务：汇兑。有了广东开的先河，其后福建、浙江、湖南等各省也开始通过全国性的票号进行汇兑，这些票号大都是山西的票号。虽然清廷中枢对此一直都持反对态度，但各省官员、票号都一直在向清廷施压，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虽然磕磕碰碰的，可是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想想，每年数以千万两白银的汇兑金额，这对于一家票号来说是多么庞大的流通量！

　　而现在，南方政府的财政根本就不用经过山西票号，各地的税收是直接存进国库的，而国库则由南储银直接管理，还有工行在一旁协助，山西票号恐怕是再无机会插手南方政府的财政管理了。如此一来，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就失去了最大顾主。

　　就拿日升昌来说，日升昌超过半数的交汇是在上海，但超过半数的收汇却是在北京。长江以南各地的收汇占总收汇的三成，而长江以南的交汇却达到总数的八成。现在长江被南方政府封锁，陆地上南北双方又在对峙着，南北往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得票号的汇兑业务也是大受打击，营业额骤降。

　　如果说上两项还只是让日升昌大受影响却并不致命，那么第三项的内容就是直接要了日升昌的老命了。

　　南方政府新颁布的《银行法》中规定，将票号划归银行的经营范畴，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规定中对银行的资本也设定了最低金额，如果达不到，那有可能被取消营业资格，即使验资通过了还得上交南储银一笔存储准备金。

　　在外人看来这一项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毕竟你日升昌一年的汇兑金额达到千万两白银，难道还怕验资么？不明白人这么想一点都不奇怪，但作为日升昌分号掌柜的程元忠却知道其中隐藏的杀机，弄不好会彻底摧毁包括日升昌在内的所有山西票号的根基，届时搭进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日升昌那么简单，而是整个晋商集团。

　　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现在的票号是一种家族式的企业，其资金基本上要么是来源于家族，要么就是合伙集资，并不是后世的那种什么上市啊之类的公众集资方式，跟多是在亲朋好友之间的集资。这就使得票号筹集资金的方式很少，资金数额也有限。同时，票号自诞生起就存在着一个制度：得利均分，或者说是得利就分——按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分红，而且是分完一整年的全部利润，根本就是不会留下什么发展资金。如此一来，即使是已经是几十年了的老字号票号，它原来的资本是多少几十年后还是多少，就算是有所增加也是很少很少的。就像日升昌，即使它每年的汇兑额超过千万两白银，但这也不能隐藏日升昌资本很少的事实，成立时日升昌的资本是30万两白银，现在的资本也不过是三十来万而已，近70年的时间其资本就没有怎么增加过。

　　现在南方政府要求票号验资，对日升昌这种全国性的票号来说，南方政府验的只是南方政府辖区内的所有日升昌分号的总资产，北方的分号并不算在内。本来总资本就不算很多，除去北方分号的那就更少了，如此一来日升昌很有可能达不到《银行法》中规定的最低金额，结局就是南方的分号要么被勒令关闭，要么就被要求增加资本。而更严峻的是，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了出去，那将对日升昌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同时还会让人担忧一旦发生意外日升昌到底能不能兑现汇票、存票？

　　《银行法》一颁布，南方政府的各地政府立即就召集了各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的掌柜，当众宣布了这一部法律，并要求各票号、钱庄等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顿、重新登记，否则最好现在就自己关门。

　　程元忠在得知了其中的详情后第一时间就写信告知远在平遥的总号，现在他正在等着总号大掌柜的消息。

　　从本心来说，程元忠还是希望能将日升昌进行重组为现代化的银行的。不同于常年待在平遥总号的大掌柜、财东，像程元忠这样常年奔波在外的掌柜可是体会到洋人的外资银行对票号的巨大影响的。近十年来，自外资银行在津、沪两地站稳阵脚后就进入了迅速的扩张期，已经有了跟山西票号在存、贷、汇等业务上展开竞争的苗头，只是现在的票号还是处于大发展的时期，所以外资银行的竞争对山西票号尚未造成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采取措施，外资银行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大，终有一天将会触动山西票号的根基。所以现在山西票号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调整，而将票号重组为现代化的银行既可以应对外资银行的威胁，也可以巩固现有业务、开展新业务。

　　程元忠一直都有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念头，但一直以来的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向大掌柜提出来。现在籍此之际，程元忠乘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且理由也是很充分的：现在短毛已经取得了南方的政权，不论将来南北之争谁人胜出，如果要保住南方的各个分号，那按照短毛的意思来办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虽然日升昌是官商结合，大掌柜、财东都是有捐官身份的，但你觉得这个身份对短毛这些造反的人来说会有用么？

　　程元忠的给大掌柜的信中说：“此值南方各分号生死存亡之际，顺则存、逆则灭，望大掌柜慎重，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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