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 严厉处置 1

　　第35节严厉处置

　　皇帝如此动怒，由来有自：在肃顺的折子中写得很清楚，经过项进的供述，除了案情真相大白之外，更有项进与福济等人上下勾结，赂遗遍及山东各府道衙门、在皇帝的手谕下达之后，福济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心下惴惴，于是知会臬司衙门的官人，白天无妨，到了晚间，尽可以眼睁眼闭，含糊了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项进等人能够熬得过第一次十天之期的缘故。

　　这份飞章报上的奏折经过高人的运笔，文字故意做得很浅显，立意却相当深远，在把破获案情经过写得有临场之感之外，文字一转，开始对福济等山东上下官员颟顸愚钝的形容也都勾勒了出来，接下来他写：“福济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鲁省，外间众口一词，皆谓定郡王载铨荐之于前、保之于后。福济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载铨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一省刑名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奴才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王、大臣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定郡王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更且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表面山看起来肃顺在折子中大言载铨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同奏折一起封奏的还有载铨多年来和福济的通信，书札、连同福济的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却适足以更大的激起皇帝心中的怒火

　　在来往书札和福济的日记中，有确凿记载，载铨除了大肆收受贿赂之外，于朝政更多有悖逆之言：“‘奴才在山东按察使司福济府中搜查，查出账册三本，其中累累明示，该员赂遍山东上下官员，便是朝中宗室，也无不受其馈赠，其中尤以定郡王为尊。账册中载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二，福济派人携白银九千九百两上京，恭贺定郡王寿诞之喜’。”

　　“‘……据定郡王交代来人称：皇上虽励志振作，然年幼少知，便是有一腔热血，也难抵朝中群情粥粥，想来不过一年半载，必当改弦易辙，全然恢复旧貌矣。故而转告福济，不必为皇上整肃吏治而惊惶失措事有我，大可放心’。”

　　看到这里，皇帝把奏折合上，后面的内容也毋须再阅看下去，载铨莠言，尚且罢了，又有福济这般的疆臣如此逢迎，权臣之势已然欺主——这是任何上者所不能容忍的只是在这一刻，皇帝便硬起心肠，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六福？”

　　“奴才在。”六福退出去用净水把脸上的血渍洗净，赶忙又步入暖阁：“万岁爷？”

　　“传军机处。把定王也叫来。”

　　“喳。”

　　军机处几个人进到暖阁吗，行礼以毕，皇帝却没有任何的交代，等了片刻，载铨在暖阁的门口唱名而入：“奴才载铨，恭请皇上圣安。”

　　“载铨，”待他在自己面前跪倒，皇帝劈头问道：“山东省按察使司福济，是你保荐的吧？”

　　载铨心中害怕，伏地奏答：“是。奴才不敢有所隐瞒，福济是奴才府中的奴才，不过奴才平日里看他办事老成，尚勘使用，故而在先皇面前保举，外放为官。”

　　之前载铨保荐的人多了。不但是府中看着有些能力的的奴才，经他推荐出外为官，就是那些全无联系的，只要肯于使银子贿赂，也无不成为他的门下人，或者外放，或者内用。福济自从崔荆南之事事发之后，知道朝廷不会轻易放过，特别派人送了两万两银子到定郡王府，请求疏通遮掩，总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上，即使做不到，也求能够派遣一名肯于圆通之人派往山东调查此事。

　　不过皇帝没有理睬他的进言，改为派肃顺赴山东查案，载铨便深知不好肃顺是非常记仇的人，道光三十年中的一场彼此杯葛，到今天终于有了他报复的机会，所以在任命下达之后，他先一步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赴山东，交给福济。内中把自己和肃顺不睦的经过讲述一遍，又要求他妥善处置，告诫他：项进、刘文明之流已不可护持，现今要务以保全自己的身家为重，自己无事，将来总还有一份可以相见的余地，若是连他也被折了进去，肃顺借题发挥，小事也变成大事了。

　　好死不死，这封私通外臣的书信竟然也落到了肃顺的手里？皇帝最恨内廷勾结外臣，将自己玩弄于鼓掌之上，穆彰阿、陈孚恩之流殷鉴不远，一念至此，载铨更加害怕了：“皇上圣明烛照……奴才，奴才……”

　　“朕为人最是公平，登基之初便有明诏晓谕天下，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载铨身为宗人府令，是朕身边近人，崔荆南之事发，他明明知道福济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却全无一言以进，不但如此，更且以书信知会福济等人，暗通消息，意图蒙蔽过关。”他顿了一下，看向跪在地上的载铨：“载铨，朕说的这些，可是实情？”

　　“……皇上，奴才，奴才。”

　　看他吓得几不成句，皇帝不屑的撇撇嘴，满面厌恨之色：“朕当年曾经和你说过，‘朕知道你家业甚大，仆从也很多，当然，每月的开销也很大。不过，希望你能够清白做人万不可以有什么贪墨之念，’”他说：“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时间过去良久，载铨早就记不得了，支支吾吾的张开了嘴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记得了？朕还记得。你当时说的是：‘奴才一定记住皇上的教诲，不敢有片刻或忘’。”说到这里，皇帝一把抓起御案上的奏章，大声斥道：“话说得真漂亮，你的作为呢？看看肃顺上的折子是怎么说的？‘奴才在山东按察使司福济府中搜查，查出账册三本，其中累累明示，该员赂遍山东上下官员，便是朝中宗室，也无不受其馈赠，其中尤以定郡王为尊。账册中载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二，福济派人携白银九千九百两上京，恭贺定郡王寿诞之喜’。”

　　“‘……据定郡王交代来人称：皇上虽励志振作，然年幼少知，便是有一腔热血，也难抵朝中群情粥粥，想来不过一年半载，必当改弦易辙，全然恢复旧貌矣。故而转告福济，不必为皇上整肃吏治而惊惶失措事有我，大可放心’。”

　　“载铨，你私通外员，言语之中多次辱及朕躬，你自己说说，你这是什么罪名？嗯？”

　　赛尚阿和贾祯都听得傻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肃顺呈上的奏折中竟然有这样的文字。旁的不提，只是这最后的几句话，便坐实了载铨大不敬的罪名。想来能够落得个人头落地已经算是祖上有德了

　　念诵了几句，皇帝放下了奏折，他的表情这一会儿变得很奇怪，倒像是载铨所担罪衍全然于己无关一般的谈笑处置，“载铨，肃顺引述的这番话，可有虚妄？”

　　“奴才，奴才。”

　　“彭蕴章，拟旨”皇帝突然提高了嗓门：“载铨自朕践祚以来，行为怪悖，令人愤恚，虽经朕数次训诫，仍无改悔之意；更暗中沟通外员，于朝政大放厥词之外，尚有辱及朕躬之处多多。至于上至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行径，自轻自贱如此，必至**而后已。着立即拔翎摘顶，送交刑部会勘”

　　“奴才领旨，谢恩”

　　这一边有御前侍卫快步进到阁中，取过载铨的凉帽，将翎管上插着的花翎取下，押着他出门而去。

　　赛尚阿和贾祯等人跪在一边，等到载铨给带了出去，贾祯看皇帝的脸色有点难看，揣摩了一番，说道：“定郡王此番自招罪衍，本是他德行不修所致，正可谓是咎由自取，皇上也不必为他忧烦圣怀了。”

　　“忧伤圣怀？”皇帝冷笑着双腿落地，“凭他也配吗？朕和他宗室情谊早已断绝，他于朕，便如同陌路之人相仿，朕也会为他这样的人忧伤吗？”

　　“皇上圣明。臣等愚钝不可及也。”

　　“朕上一次简派肃顺赴山东查案之前，还把他招至御前，对他说：福济是定郡王保举的，你此番赴省查案，要秉持一颗公心，和福济会同办案，不可有轻慢之意。现在想来，嘿”皇帝猛的一摆手：“刑部？”

　　分管刑部的周祖培膝行了半步：“臣在。”

　　“山东一案事关重大，那个叫崔福的仆人，着押至崔荆南灵前绞杀而死，并剖心献祭，以慰崔荆南在天之灵。项进、刘文明、广阿布等人也不必等到秋后，旨意下发到省，立刻斩立决于闹市之前。泰安知府田书元以失察之罪撤职，押解到京中待堪；福济为人阴险，为一己之私，罔顾法纪，于朕简派大员赴省查案之时百般推搪阻拦，事发之后仍无半分悔改，处绞立决。旨到由肃顺监刑。还有景廉，身为一省之长，不能勤慎办公，一味偏听人言，致酿成如此巨案，而彼犹梦梦不知，可谓无用废物，不但不能胜任封疆，亦何堪忝列朝绅？着将景廉发往乌鲁木齐效力，以赎罪衍。”

　　“最后，”他说：“山东省上至藩司，下至胥吏，统统罚俸一年。省下来的银子用来赈济百姓。”他说一句，周祖培碰头答应一句，直到都说完了，皇帝站住了脚步：“你们议一议，还有什么？”

　　“皇上，崔荆南为国奔劳，为奸徒所害，朝廷照例是要旌表的？”

　　“大大旌表”皇帝大声说道：“崔荆南咸丰元年翰詹大考，朕于引见时，以道员分发山东，该员公忠体国，孤身入省，既不肯与项进，赵光之流同流合污，更且能够于不能入手处入手，将莱芜，平阴两县冒赈贪墨之事一体查清，实为能员干才表率。此番在山东为奸徒所害，朕于怜惜之外，更觉惋惜。着吏部，恤恩加巡抚衔，在四川原籍，山东办差两县设立专祠，以示褒慰。另外，朕还要亲自做悯忠诗排律三十韵，为崔荆南阐扬幽郁。廷寄四川巡抚，让他采集碑碣石料，量定高宽丈尺奏明，再将朕所做之诗发往摹刻。”

　　“皇上圣意如煌，表扬孤忠，想来崔荆南、其遗属家人，也当感恩。”

　　“就这样，等一会儿拟旨来看。朕有点乏了，你们跪安吧。”

　　退值出去，刑部和军机处开始忙碌了起来，周祖培是管部的大臣，找来刑部尚书赵光，让他约见刑部秋审司八名总办——俗称八大圣人的司员，实际上是七个人，其中一个的林拱枢丁忧未归——一起商议，以言语之中有大不敬言论，勾结外官，随事请托，罪名却是‘干扰朝政、贪贿乱法’，拟定的刑罚是斩监候。

　　拟定的罪名照例要加重，这是为了给皇帝留下减刑的空间——以为恩出自报到御前，已经是下午，皇帝连夜在刑部报上的拟罪的条陈上批了一段话：“朕于口谕中有载铨有大不敬事由，并言语羞辱朕躬之处多多，谕旨如此明确，而刑部‘瞻顾寅谊，党同徇庇’，置口谕于不顾，只置他贪墨受贿之罪，拟罪之人轻重不分，贪贿之罪不重，重的是大不敬罪名，却置若罔闻，以图解救，身为大臣，是何心肠？

　　然后，皇帝的笔锋一转，开始做起了刑部司员的文章，说他们有意援引轻比，殊不知却正是在加重载铨的罪名。是不是和载铨有仇，‘故意轻拟，激成重辟？’他又说，‘尔等果有如此伎俩，又岂能逃朕之洞鉴？’

　　皇帝是有意借载铨的人头生事，所以在这一份手谕中的措辞相当严厉，接下来追述先皇、世宗、高宗、仁宗等人对朋党的态度，同时表明自己对朋党的态度也将由宽转严，他在批转的朱谕中说：是从前的朝官与退休的士绅：‘比周为奸，根株盘亘，情伪百端，皇考以扭转乾坤之力’方得廓清，却想不到近来故态复萌，是不是看他诸事宽大，以为又可以勾结行私？

　　接下来他说：大不敬罪行，拟罪绝不应该如此之轻，说刑部‘该部平日里党同之陋习，为此尝试之巧术，视朕为何如主乎？’最后也是最厉害的，便是嫁祸于刑部堂官：载铨所犯之罪，当有国法相处，便是朕也不可请加修改。而今日刑部所拟，却是在载铨‘必不可救’的基础上，平添他的罪衍，而载铨不可救不在话下，连同刑部堂官，也要身陷罪衍，而不可自救矣

　　最后的处置是：刑部堂官着交部严加议处，载铨之案，着另行具折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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