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五章 诸子均分

　　夜，私第，房玄龄在书房写信，向远在家乡养病的父亲房彦谦问安，并简要说明自己在长安的生活，一切安好，请父亲不要担心。

　　房彦谦年逾七旬，前两年大病一场，侥幸捡回一条命，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颐养天年。

　　房玄龄让妻子在家乡照顾父亲，自己在长安为官，作为东宫佐官忙碌着，时不时和父亲通信。

　　如今有了电报，以房家的收入完全发得起电报，但房彦谦坚持书信往来，一来是能省则省，二来邮政也方便，写信能写许多内容，不似那电报，寥寥十余字，千言万语根本就表达不出来。

　　房玄龄写完信，小心装进信封，又仔细写好收信地址，将信件放好，待明日让仆人去邮局寄信。

　　喝了杯茶提神，他拿起放在案头上的厚厚资料，翻看起来。

　　朝廷要修订《大周律》，涉及诸多分篇和条款的修订，其中，对析产进行了详细规定（拟定），房玄龄此时就在研究相关条款，看看要如何向太子提建议。

　　析产，可以分为“析分”和“继承”，自古以来，各朝代律令都有相关规定。

　　析分，指的是父母在世时，儿子们结婚分家、另立门户，是为析分或生分；继承，是指父母年老或者去世后，儿子们分割家产。

　　继承，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家产传承，析分是兄弟们之间的家产分配。

　　分家析产表面上看，是儿子的家和父亲的家分离，实际上是兄弟们共同传承了父亲的家。

　　继承又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指的是爵位、名誉等，自然是嫡长子来继承，其他人没份。

　　而析分，并不是一次性析分，为多次析分：

　　一户平民五口之家，一般只有二男，也就是父亲和成丁未婚的儿子，大郎成婚后一般就分家出去，于是父亲和长大的二郎（次男）构成新的“二男”。

　　如此循环，直到所有儿子都分家，父亲也老了，这连续几次的分家，就是多次析分，等到父亲去世，诸子分割财产，是为继承，而一般情况下，都是诸子均分。

　　所谓“诸子均分”，指的是儿子们均分家产，这里所说的“诸子”，指的是妻生子、妾生子、婢生子，至于奸生子，要么没分，要么分财产时，所获份额为妻室所生子的一半。

　　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同。

　　自魏晋以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五世通财”、“七世通财”甚至“累世通财”的大族，至于世家、士族也多是如此。

　　因为儒家伦理观点认为，父祖在时，子孙别籍异财就是大不孝，还会造成兄弟间不悌，所以极力主张同居共财，那么自古以来就有的家产析分，基本上在这些大族身上是不起效果的。

　　与此同时，嫡庶有别，庶出子虽然是父亲的儿子，但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形同仆人。

　　父亲在世时，庶出子未必得看重，析产更不用想，等父亲去世，嫡母、嫡子把持家产，庶出子哪能分到什么。

　　嫡庶有别，使得嫡庶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差，庶出兄弟在嫡出兄弟面前，连仆人都不如。

　　更别说同居共财的存在，使得族产控制在主支、嫡系手上，庶子们想要沾光都艰难，跟别想对家产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历朝历代律法中，即便对于家产继承规定了“诸子均分”，根本就是具文（空文），在大族那里行不通。

　　当然，嫡庶有别的情况在各地多有不同，在江左，不怎么讲究嫡庶之别（相对），但在河北，庶出子甚至都没资格入族籍，想要“诸子均分家产”根本就是笑谈。

　　因此，法理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律法规定的家产继承、诸子均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

　　但是，即将修订的《明德律》，却要做到。

　　《明德律》分篇《民律》，对于户籍和继承及析产有规定（拟定），首先是主张“别籍异财”，也就是要求父祖在世时，子孙成婚或成年，就得另立门户、析分家产。

　　严格执行一户五口的户籍政策，而条款中的“子孙”，自然是不分嫡庶的。

　　父亲再讨厌那儿子，也得析分一定财产相助成家，其额度，按父亲名下家产至少十分之一给（拟定）。

　　第二个儿子成婚分家，父亲又要将此时名下家产十分之一给儿子。

　　若父母去世，诸子分家产，不分嫡庶，均分，即诸子均分。

　　当然，这种均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要考虑一些因素。

　　譬如《民律》拟规定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和父祖分籍，以便赡养老人，所以在继承家产时，嫡长子（嫡长孙）应该多得一些，作为赡养父母的补偿。

　　还有，均分家产时，未成年的幼子要多分些（相对），以便成婚所需。

　　这样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具备处罚能力的律法：谁敢违反析分、继承时诸子均分家产的律法，处流刑，依据情节轻重，到不同距离的流刑地待上若干年。

　　最远可到万里之外的澳州。

　　房玄龄知道，若是《民律》里的“别籍异财”、“诸子均分”都一一落实并严格执行，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别处不说，河北多有同居共财的大族，旁支众多，一旦朝廷强力推行新律，必然导致这些大族包括许多士族元气大伤。

　　道理很简单，人性自私，大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巴不得分家分产。

　　自明德元年以来，河北粮价、布价持续走低，许多大族赖以为生的庄园已经渐渐捉襟见肘，收入锐减，勉强维持，这导致族产明显缩水，也让族人心生怨言。

　　有人自己出去谋生，到永济渠、黄河沿岸商埠、城池务工、做买卖，反倒比留在家乡过得好，于是有更多人效仿。

　　他们自己创下的私产，是不愿意归为族产的，若自己本人有个万一，家产想要留给妻儿，而不是被族长接管，所以有强烈的“别籍异财”需求。

　　现实如此，导致同居共财大家族的处境颇为微妙，若此时朝廷真的推行新律，这些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必然如同饿狼扑羊，将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族产瓜分一空。

　　没有了族产，家族的凝聚力骤然下跌，虽然不至于马上分崩离析，却会形同枯木，失去生机。

　　传承数百年的家族，就此日薄西山，房玄龄知道天子一贯来对世家不怀好意，此次修订《大周律》，就是要进一步瓦解世家大族的实力。

　　不仅要往世家大户已经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还要连带着在士族、大族的身上狠狠砍上几刀，这不是浩劫是什么？

　　然而这种做法却很“软”，利用了人性自私，所以响应者恐怕不会少，效果会十分显著。

　　宛若前汉时，汉武帝行《推恩令》，将诸侯国轻易瓦解那样。

　　天子很强势，如今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所以新律一旦定稿并且推行，即便阻力再大都会造成一连串影响。

　　房玄龄很担心未来，但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天子明摆着就像当年用《梁书》敲打佛教那般，行阳谋敲打世家大族，漫天叫价，等着坐地还钱。

　　这种阳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都得认真“还价”，因为万一天子的阳谋得逞，搞不好真就来硬的，届时悔之晚矣。

　　想到这里，房玄龄觉得很无奈，天子精力旺盛，时不时就要搞事，还不是蛮干，特别喜欢“讲道理”、行阳谋，让人哭笑不得。

　　碰上这种君王，还真是....

　　房玄龄心中盘算着：唉...希望能说服太子，多劝劝陛下，不要老是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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