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 仓促南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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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说到公元494年，萧齐帝国发生巨大政治变动，皇族远亲萧鸾发动政变，连续废杀萧昭业和萧昭文两个皇帝，自己以皇帝叔祖的身份荣登大宝。这下可给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找到一个南下讨伐萧齐的最好的借口。

　　可是，这个南征的时机对于元宏来说却不是那么毫无顾忌，因为元宏刚刚在一年前亲自导演了一场“迁都洛阳”的大戏，如今新都洛阳的基础建设工程还方兴未艾，皇帝元宏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文化层面的“汉化运动”，全面进行改变鲜卑人生活习惯的“浩大工程”，一厢情愿的向汉人“靠拢”（参考“迁都洛阳”）。

　　可以想见，此时的北魏帝国朝堂上下，必然是一片乌烟瘴气，朝廷各级官员正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中，这种变动不仅是工作、生活、习惯的变动，更加复杂和微妙的心里变化一定会在帝国官员的心里面滋生，担忧、怀疑、恐惧、愤恨、抱怨，不一而足，而这种不断滋生的情绪，对于帝国此时对内维稳治理，对外扩张征伐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当皇帝元宏紧锣密鼓地策划南征的同时，帝国朝堂之上有识之士，忠心为国的股肱大臣们的反对之声也必然随之而来，而皇帝元宏的心情在这些外部情绪影响下，也必然是左右为难，无法抉择。

　　而此时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却打破了这一僵持局面，公元494年冬，南齐帝国雍州刺史曹虎（州府在襄阳，今天的湖北襄樊，其实雍州应该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但此时关中在北魏控制之下，所以南朝就在南方设置“侨州”“侨郡”，有不低头认输的意思，但却给后人读史造成巨大麻烦）遣使北魏请求投降。一切好似昨日重现，薛安都献徐州的桥段再次呈现在北魏帝国面前（参考“猪王的馈赠”）。

　　皇帝元宏闻讯大喜，立即调动国内各项资源，分派4路大军作为先锋部队南下征伐，进而准备御驾亲征，率领数十万主力作为后继部队，跟随先前派出的先头部队南下。

　　可朝中重臣，尚书仆射卢渊却认为曹虎虽然遣使投降，但并未遣送人质，所以一定没有投降的诚心，建议元宏不要轻易行动。相州刺史高闾也上书皇帝，陈述洛阳刚刚定都，曹虎人心难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的建议。但皇帝一意孤行，并不接受。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前线兵马调动频繁，4路先锋军队南下之际，曹虎的使节竟然不再出现，一切迹象表明，“曹虎投降”这个机会应该就此胎死腹中，落花流水而去了。但是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皇帝又如何能够甘心。于是元宏召集三公、部长级官员，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应该军人复员，取消南征，还是应该继续南下。

　　镇军将军李冲说：“我们迁都时间太短，人们无不盼望稍稍安息，而曹虎那边是何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不应该轻易行动！”

　　元宏反驳说：“曹虎投降的真假我们确实不能确定，但就算是假的，我也可以趁机巡视安抚淮河两岸的百姓，调查民间疾苦，使人民知道君王对他们的关注；如果是真的，我们不把握时机接应，机会一失，就永不再来，使诚心回归的人心寒。”

　　任城王元澄又继续劝谏，他不仅和李冲持同样想法，又从军事角度分析说：“如今冬季即将过去，春天耕田马上开始，我们此时驱使民众走向战场，可不是很好的时机。如果曹虎真是投降，我们可以让前锋部队前往接收，等拿下樊城，平定汉水之后，皇帝再趁势出发，也不晚啊！如果现在就轻举妄动，大举出兵，一旦空手而归，恐怕会严重损害皇帝威望，不是有益的决策。”

　　此时以司空穆亮为首的一些大臣却支持皇帝继续南征，纷纷发言，拓跋澄见状生气的说：“你们在外面的时候，都讨论说不应该南征，怎么现在在皇帝面前，却说出赞成的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欺骗谄媚，南征如果把帝国带入危险之境，都是你们的过错！”

　　李冲趁机附和道：“任城王真是忠于国家啊！”

　　皇帝元宏却不以为然，揶揄元澄道：“任城王认为赞成我的都是谄媚，可是，不赞成我的未必一定都是忠心！小忠是大忠之贼，莫非就是如此。”

　　元澄见皇帝语气不善，却不肯低头，说到：“微臣我十分愚昧，虽然看起来是‘小忠’，但目的只是为国家谋福利，不知道什么才是‘大忠’！”

　　从元宏君臣的对话不难看出，孝文帝元宏是一个固持己见的“完美主义者”。连续看这个连载的读者可能对元宏爷爷的爷爷拓跋焘记忆犹新，当年拓跋焘曾经召开过一个类似的军事御前会议，讨论是北征柔然还是西征大夏（参考“霸王出世”）的问题，当时群臣建议北征柔然，理由是“就算没有抓到柔然主力，也可以在阴山狩猎，补充物资”；而拓跋焘最终却力排众议，采纳崔浩建议，险中求胜，置柔然、刘宋南北两大帝国于不顾，突击大夏国首府统万城，一举击垮了大夏国这个肘腋之患，奠定了北魏帝国统一北方的基础。

　　现如今，我们看孝文帝此次南征萧齐的说辞，和当年拓跋焘手下群臣的建议是多么相像—“就算曹虎不投降，我们也可以顺道安抚淮河两岸居民，宣扬君王的大义”。

　　从表面看，这种“就算……也可以……”的句式显示了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气定神闲，但实际上却犯了兵家之大忌：从战术上讲，在残酷的战争中，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着，想不担任何风险，四平八稳的获得胜利，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从战略上讲，这种“就算……也可以……”的思想显示着决策者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而这种亦左亦右的思维却往往是战略决策的大忌，因为无论是国家间的战争，还是现代企业的竞争，战略方向往往决定着国家或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在资源并不丰富的前提下，由于战略目标不明确，往往造成“劲儿不能往一块使”，最终结果往往会演变成资源的浪费和战略失败。

　　对于元宏此次计划的南征大战略，如果分析不应南征，就应该立即休兵止战，假如实在对曹虎放心不下，不妨就按元澄的建议，派小股部队试探一下即可；如果分析应该南征，那就应该全力以赴，显示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来，才有可能获得最终胜利。无论如何，南征的决策不应该建立在“曹虎是否投降”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上。大军一旦出动，花费巨大，如果最终只是在淮河两岸“宣扬君王的大义”，这种思路和行为地下拓跋焘有知，一定会大骂元宏是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玩意儿”！

　　这种“战略上”左右逢源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反过来说，中国兵家经典中多次阐述了如何利用或诱导敌人陷入到这种“双战略”的窘境之中，从而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最典型的就是围城战中的“围城必缺”的军事思想：围城只围三面，给守城敌人留一条退路，表面看是网开一面，其实是给敌人两个选择，要么困守城池，要么弃城逃跑，就是这种人为的“战略”不确定性，如果守城敌军主将没有强大的决策力，往往在手下将领关于“死守”还是“撤退”的讨论中左右为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最终结果就只能是城没守好，跑又没跑了。

　　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大学生上到大四时，往往面临找工作还是考研的选择，如果你没有确定好“自己的战略”，一心一意地找工作，或者一心一意地考研，而是又想考研，又想找工作，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最终结果一定就是工作没找好，研也没考上。这种自己把自己陷入“围城必缺”窘境的教训也实在是惨痛！

　　好了，再说回我们的孝文帝元宏，他就是一个有着“完美主义”情结的帝王，事事追求完美，不愿承担风险，于是每次战术上的完美，积累到一起，却演变为战略上的彻底失败。

　　如果元宏想要发动全面战争，我在“新隆中对”中曾经跟大家分析过：北方骑兵强悍，善于野战陆战，而南方水军强大，善于利用南方纵横的水道和北方抗衡。而中国季风性气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秋冬天干旱少雨，而春夏季温暖多雨。所以北方大规模南征最好的时机应该选择在夏末秋初季节，这样就会有充足的时间供大军南下攻战，并且在下一年春汛到来、河水暴涨、南方水军切断北军退路之前，攻占南方重要据点城市，并立即投入防御作战的准备当中。而元宏得到“曹虎将要投降”的这个并不确定的消息时，已经是深冬季节的12月份，请注意，史书的日期可都是“农历”，初春的1月份就要到来，北魏骑兵此时南下，又怎么能讨的了便宜？！

　　可是公元494年冬天的孝文帝元宏已经利令智昏，元澄、李冲、高闾、卢渊等人的建议都被他抛于脑后，一场不期而遇的全面战争在元宏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这场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如何，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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